无论贷款量的大小，银行发放贷款的审批成本几乎是不变的，因此，所有银行都倾向于给大企业贷款，以节省运营成本。
近现代历史是一部大国争相崛起与兴衰的历史，有的国家昙花一现，有的国家持久100年，而今轮到中国成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大国，以往我们总是研究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而今世界关注的是中国模式。其三，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与此对照，中国崛起显然不具备这四大条件，或者讲是不完善的，那么中国崛起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包括中国奇迹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讲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推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受一个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维系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极端的情况是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凭票供应、按人头分配。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利益已经相当多元化了。
再者，分析清楚各种改革的后果，以此凝聚和提升改革的共识。在这方面，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理解。西方不仅是国际规则的提出者、制定者，而且利用其强势，是国际规则的裁判和执行者。
所以，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后，西方等对中国挥之不去的担心有两条：一是中国坐享其成，享受规则为世界的好处，成为国际规则体系的搭便车者。这如同世界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一样。这些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改革国际经济制度的呼声和方案不断。不过，中国越来越具有提出和制定国际规则的冲动，试图改变我们的规则劣势。
第一，如果不想继续游离于全球规则体系之外，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加入规则。国际规则体系包括两类成员，一类是规则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尽可能使国际规则为其服务，另一类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
因此，通过改革使现有国际规则变得合理是有其限度的。中国货币若要加入IMF的特别提款权，美国等给中国开出的付费清单是：人民币按照美国的要求目标升值、实现资本账户项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地区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和基础。化解悖论的途径解决这个悖论的出路，不在于中国的继续单方面改革，而在于其他国家也要同步做出努力，即改变长期形成的外国人的思维定势和政策：只要把中国成功地纳入现行国际规则，他们面对的中国挑战就得到治理了。
这也许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本意：在规则体系中的各方参加者实际上处在一个相互治理的环境中。原来，非西方的中国等只是以不挑战的保证加入这些国际规则，那时，西方不曾担心中国挑战国际经济规则，所以，不存在上述作为新成员的中国对既存国际规则的影响问题。中国向欧美学习，也拿起法律武器，多次与欧美在WTO打官司。西方困境和中国挑战基本事实是，尽管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如5-10年），西方将继续在目标是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目前，国际上认为中国的这类机构的作用堪比世界银行。中国带头搞的东亚的货币合作机制比IMF更具创新性，效果更好。
因为这样的话，西方就有了迫使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可惜的是，在中国加入后的这10年中，WTO处在一个低潮，所取得的进展有限。
不仅如此，在规则体系中的中国，深切地感受到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规则的管理。没有人否认西方一直在国际经济规则上占有的优势。从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借助外力不失为一种改革路径，但是，若是外力的更大规模进入，是中国市场根本无法消化的，则此种开放促进的改革是得不偿失。第三，进入规则体系的中国，没有吃到天真者想象的天上掉下的馅饼。但是，中国若完全与西方巴黎俱乐部的对外援助规则接轨，非洲和南美国家则用不着来找中国，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吸引力就大大下降。其中办法之一是，中国主张新的全球合作、地区主义以及一些必要而正当的单边主义。
由于G20的重要性已经事实上超过G7或者G8，更由于一度不被西方看好的新兴大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居然连续召开峰会，并在许多国际议题（包括是否通过IMF对欧元区进行援助）上进行了相对有成效的协调与合作，中国在发起、制定新的规则上的作用似乎显现出来。TPP之类的新规则谈判，目前不包括中国，自然对中国构成了新的挑战：如果不加入这些高质的协定，中国失去参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机会，加剧中国的规则劣势。
在中国加入WTO前，由于中国这个国际体系的异类规模还相对小，且矢志不渝地、不惜代价地申请加入国际组织，我们比较容易协调与化解这个困境。如果中国像OECD国家那样提供出口信贷，则势必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
因为旧的国际经济治理，无法应对新的挑战。OECD制定和建议的诸如在对外援助、出口信贷、统计、商业道德等方面的国际规则，不是OECD成员的中国以前对这些规则毫无影响，但今日却对OECD代表的工业发达世界构成巨大影响。
搭便车问题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它们更不希望进入规则体系的中国享受它们那样的地位，即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控制者。但是，从中国的立场和角度看，如果还如同前几年那样，简单同意、完全接受加入现有国际规则，无疑是代价高昂的。进入 庞中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WTO 。
在金融危机下，美英推动了G20的升级，且成功地让中国等国家为对付金融危机出力。国际能源署（IE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一直在努力与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对话、合作中国。
中国加入WTO代表着中国和世界现存的国际规则体系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巨大变化。第三，新的中国全球行动。
中国这么做，确实有点单边主义的味道，但却是积极的、受到广大发展中世界欢迎的单边主义。目前，地区治理因为欧盟危机和美国重返亚洲正在遭到重挫，但是，地区治理不可能因为地区治理中的问题（如欧盟缺少政治一体化，存在民主赤字）和美国的气急败坏而退出历史舞台。
进入WTO10年后，亲身体验了关于规则的国际政治，中国应该总结出一些处理规则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教训。由于许多西方国家退出诸如《京都议定书》，即使愤怒，中国坚持CBDR的规则将日益困难。这就是一个深刻的悖论，是当前中国面对的最深刻的全球治理困境。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并非仅仅是为了搭便车。
这已经被当做是中国崛起的一大特征。但若是坚持下去，其潜力效果最终可能出来。
西方在国际规则上的优势也可以看做是西方的全球霸权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研究和谈论全球治理的文章，都没有直接指出。
正因为这一点，在中国加入WTO10年后，世界大国俄罗斯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使得WTO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其最大的有限性是：由于成员太多，目标和利益多元，众口难调，WTO主持下的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无法取得进展，已经陷于巨大的僵局中
